“我的目标就是彻底战胜麻风病”

房产新闻 2021-10-16 08:25766网络整理https://mfzkl.com

  “我的目标就是彻底战胜麻风病”

  本报记者 杨绪军

  麻风病,一个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老疾病,历来是被视为“不治之症”,人人谈之色变,唯恐避之不及。

  29岁成为世界卫生组织首批官员,37岁辗转多地回到祖国,57岁投入麻风病防治工作,95岁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李桓英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麻风病防治事业,为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不懈奋斗。她曾说:“我的目标就是彻底战胜麻风病。”

  云贵川贫困边区、7个地州、59个县,4次遇险、2次翻车、2次翻船,数不完她的足迹,诉不完她的事迹。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10月13日,“时代楷模”李桓英同志先进事迹首场报告会隆重举行,六位报告团成员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作了一场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报告,全面展现了李桓英同志的爱国情怀、医者仁心、科学精神和党性修养。

  以下为报告会宣讲内容摘登——

  初心

  “为人民服务了快60年,我觉得现在可能合格了”

  讲述人:北京友谊医院肝病分中心党支部书记、肝病内科副主任丛敏

  2016年12月27日,北京友谊医院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入党宣誓仪式。站在最前面的那位新党员,是党的同龄人,当时已经95岁高龄的李桓英教授。她说过:“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为人民服务了快60年,按照党员的标准,我觉得自己现在可能合格了。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党员的身份为麻风事业奋斗终身!”

  1978年,李桓英调入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职研究员,57岁的她选择了麻风防治这项伴随她一生的事业。在头绪繁多的工作中,她敏锐地找到了建立现场研究场所的突破性入口,开始在云南,这个麻风病猖獗的地方走访调查。

  调研期间,李桓英每天早上六点出发,走十公里的山路,路上经常会遇到各种危险,当时已经60多岁的李桓英,双手紧握着上方的保险绳,倒挂着在索道上滑行,下面就是湍急的河水。像这样危险的境遇,李桓英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在四川西昌,汽车翻越雪山时突然打着滚儿掉进了十几米深的山沟里,等她苏醒过来,雪地上留下一大片殷红的鲜血,她两侧锁骨和3根肋骨骨折,头部外伤缝了7针。她却还开着玩笑说:“按我坐车的概率,也该翻了!”

  从前医务人员在治疗麻风病时,往往穿得像个“防化兵”:白大褂、白手套、鞋套、帽子、口罩,整个人只能看见两只眼睛;放药的桌子隔着患者一米远,需要用一根小竹竿把药推到患者面前……李桓英治疗麻风从来都是面对面地接触,没有畏惧,她主动和他们握手拥抱。她曾这样说:“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传染上——让你们亲眼看我现在能治好它!”

  1993年,文山县一位学习成绩优秀的高三女生,在麻风病联查中,被查出患了麻风病。就在这时,李桓英教授来到了文山,她为女孩仔细地作了检查,亲切地扶着她的肩膀说,“孩子,不用怕,现在得了麻风,就像得了一块皮肤癣,只要联合化疗一周就会失去传染性,你可以边学习,边治疗,最多两年就能治好!”

  两年中,李教授一直惦念着女孩,一次又一次给她打电话、写信询问情况。女孩没有辜负李教授的期望,不仅治好了麻风病,还在大学毕业后当上了教师,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后来见到李教授时,她含着眼泪说:“是老教授挽救了我的一生。”而李教授却说,她只是做了她应该做的!也只有在中国,有党和政府的支持,麻风病才能治好!

  2005年7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牵头成立了以李桓英名字命名的“北京市李桓英医学基金会”,李老把自己的奖金捐给了基金会,至今,已资助了包括我在内的14批231名中青年医学骨干。

  在她的入党仪式上,我曾问李老,为什么选择现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坚定地说:“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我看到了党和国家是真真切切在为老百姓办实事、谋幸福。我取得的成绩,与党组织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去世后,身上不能覆盖上一面鲜红的党旗,那我会很遗憾的。”

  赤子

  “回到祖国、报效祖国是我一生最正确的选择”

  讲述人: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麻风室工作人员袁联潮

  我从1994年开始跟随李教授工作。从她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其中让我最感动的就是她的赤子之心和爱国情怀。

  她的祖父是位爱国人士,抗日战争期间解救过八路军战士。她的父亲曾留学德国,回国后致力于实业报国。李桓英从小就受到良好家风的熏陶,她考入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后又考上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50年,凭着优异的成绩,年仅29岁的李桓英成为世卫组织首批官员。在世卫工作的7年时间里,她被派往亚洲、美洲的许多国家,为防治性病和雅司等疾病在贫穷落后地区的蔓延做出了艰苦努力,受到世卫组织的好评。

  有一年,李桓英在机场过境签证时,被要求必须按手印才能通过。工作人员唯独看不起中国人的情景,深深刺痛了她:中国虽然独立了,但国弱民穷依然被别人看不起。“我应该为祖国做些什么”的想法顿时在她脑海里变得清晰起来。

  这时,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回国的消息传来,让她格外兴奋。1957年,世卫组织提出了年薪9000美元的续约待遇,但她毅然决然拒绝了。新中国百废待兴,面对富裕的生活和祖国的需要,她做出了人生道路上的重大选择。她瞒着已定居美国的家人,只身一人绕道英国、苏联等多个国家,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58年回到了祖国。

  1964年,远在美国的父母实在放心不下她独自一人在国内,专程到香港,再次动员她去美国团聚。面对年迈的父母,她说:“国内生活确实很苦,但苦的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缺吃少穿、体弱多病。作为医生这时弃之而去,还不如当初不回国!能为祖国、为人民服务我感到自豪。”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她和父母的最后一面!

  1980年,李桓英赴美访问学习时才与阔别二十多年的亲人再次团聚。这时,她与父母已天人两隔。坐在父母的墓碑前,她的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在美国与弟弟妹妹团聚的日子,李桓英感到十分幸福。随着归期的临近,亲人们的劝阻也越来越深切。但是为了兑现对麻风病人的承诺,她再次坚定地拒绝了亲人们的挽留,带着最新的麻风防治方法和向世卫组织申请到的药物,如期回到了祖国,再次走进了麻风寨。

  始终惦记着“大家”的李桓英,对自己的“小家”的要求却特别简单。刚回国时,她一直住在集体宿舍。后来,她才搬进了40平米的房子,只有简单的家具陈设和几张老照片。她心里装的只有工作,每次组织给她申报奖项时,她总是说,组织给我的荣誉已经够多了,我只有更加努力搞好工作才能不辜负组织的培养。

  孑然一身的李桓英就是这样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麻防事业。她始终认为,自己一生做得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回到祖国、报效祖国!她曾深情地说,“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如果还有来生,我还要回到祖国,用自己所学为中国人服务。”

  严师

  “如果错了,损害的是国家的声誉!”

  讲述人: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技师温艳

  1993年,在我准备到她身边工作前,就有人劝我说:李教授工作起来有多么地“狂”,批评起人来有多么地“狠”,脾气又有多么地怪,担心我受不了。

  到麻风室后不久,我就领教了李教授工作的“狂”。那是1994年初冬,我第一次随李教授到云南麻风现场工作。两天两夜的火车,十几个小时的汽车,好不容易到了云南省文山州,天色已经很晚,大家也都疲惫不堪,李教授却连夜落实了第二天需要走访诊疗的麻风病人,要求新发患者必须都要走访到。我们连续在现场奔波颠簸了两个月才完成了既定工作任务,回到北京已经是年末。

  由于连续奔波,李教授的膝关节病复发了,不得不住院做了膝关节手术,因为身边没有亲人,我要来陪床,她却一口回绝说:“我不需要任何照顾,我需要你去完成实验。”医院让她必须卧床两周,她却在第三天就拄着拐杖溜回了办公室。

  当我终于完成实验时,已是春节前夕,大街小巷到处张灯结彩。我想,这回该松口气了吧?谁知,她又要加班,分析数据,总结实验结果。这也太不要命了吧·她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严肃的说:“想干事业,就别怕付出,若要计较,就什么事也干不成。”

  有人说她“狠”,说起来的确令人难堪,除了不留情面地批评你,有时甚至“上纲上线”。记得有一次,李教授在我做的麻风病人血清抗体的散点图中,查出少了一点,非常生气,当即指出。可我觉得,散点图看的是趋势,不是看点,读文章的人并不会注意这些点数对不对?这样数点,太苛刻了!虽然觉得她是在挑刺儿,但我没敢表现出来,并且也立即改正过来,但她却不依不饶接着教训我说:“对待工作就应该认真、仔细,从一开始就要严格要求,以后才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忍耐着没说话,后来她更加严厉地说:“文章和数据要拿到国际会议上去宣读,我们代表的是国家,如果错了,受到影响和损害的是国家的声誉呀!”

  后来我才感受到,她的苛刻培养了我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我终身受益。特别是2010年,在李教授的推荐下,我参加了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开展的“麻风病早期诊断现场应用”的研究课题,外国同行的那种严谨、周密,我能很快适应;我也更深刻的意识到,严谨的作风和科学的态度,是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品格,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必经之路。

  李教授的执着追求和坦诚率真,使她有点“不识时务”,也让许多人说她“怪”。是啊,8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资助了15辆车,组织考虑她腿脚不便,准备留一辆给她代步,但是她全部分配给了麻风病高发区,这难道不“怪”吗?她从不讲究吃穿,生活简朴,但遇到需要帮助的病人,她都会慷慨解囊,这难道不“怪”吗?这样的“怪”事还有很多很多。

  我和李教授相处二十多年,深深感到,她确实很“狂”,那是对工作的“狂”,“狂”的令人敬佩! 确实很“狠”,那是恨铁不成钢的“狠”,是有感情的“狠”;确实很“怪”,那是境界高于常人的“怪”!正是这种“狂”“狠”“怪”,才成就了她今天的事业。

  丰碑

  “全世界麻风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的最好的!”

  讲述人:中国麻风防治协会常务副会长潘春枝

  麻风是一个古老的疾病,在全世界有3000多年的流行史,历来被喻为“不治之症”,唯恐避之不及!

  早在60年代初期,李桓英所在的中央皮研所要求做一个麻风菌抗原实验。她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成功提取了麻风抗原。抗原的效果究竟怎样?顾问马海德和李桓英都提出,先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

  要知道,当时治疗麻风还没有特效药,万一感染了,李桓英就真成麻风病人了,也就名副其实为麻风防治事业“献身”了。

  马海德拗不过李桓英,就在她的两个胳膊上分别注射了0.1毫升超声过的和没有超声的麻风菌素。一个月的时间里,李桓英注射部位出现了红肿、结节、溃疡,大家都深深的为她捏了一把汗。终于,注射的地方结疤了!在结疤处取材做病理切片,就是鉴别麻风的证据。实验成功了!这就是李桓英最早献身麻风科研留下的最美印记。

  如果说,李桓英以身试险的“胆量”令人钦佩,那我更敬佩她在科研工作中那种终而复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我在她的办公室里看见过一张云南、贵州、四川的地图,上面插了许多红色三角旗,她指着旗子说:“瞧,这都是我去过的地方。这里面7个麻风高发区,是我选定的治疗试点地区。”

  1983年,李桓英率先在云南开展了现场短程联合化疗试点研究。为了取得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她干脆把实验室搬进了人人恐惧的麻风寨!一套包括47位重症患者病人的病案,连续27个月详实记录了每人每天每次的用药等情况,如此规范、严谨、细致的病案,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在此基础上,李桓英又将短程联合化疗试点扩大到云贵川的7个地州59个县,对近万例病人进行了长达十年的监测,得出了“短程联合化疗”方法复发率仅为0.03%的结果,远远低于世卫组织1%的标准。不仅如此,她还悉心指导当地医疗卫生人员因地制宜开展工作,留下了一支永远驻守的麻防科技队伍。

  其实,联合化疗是80年代初首先在印度进行临床试验的,但缺少现场试验数据,无法推广。只有在我国,有省、地、县三级防治网,有各级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麻风防治的各项措施才能有效推广。每次李桓英介绍我国的试点经验时,总是骄傲地说:“这是政府行为,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推广了“短程联合化疗”治疗方案。而此时,我国的麻风患者数量已经从80年代初的十多万人降到了不足1万人。1996年,李桓英又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创造性地将麻风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极大地推进了我国麻风防治进程。

  1998年,在第15届国际麻风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诺丁博士紧紧握着李桓英的手说:“全世界麻风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的最好的!”李桓英取得的卓越成绩,在世界麻风防治领域树立了不朽的丰碑!90多岁时,她又带领团队瞄准麻风研究的瓶颈问题,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开展麻风溯源的研究。

  大爱

  “我每年都来,治不好我就再找新药!”

  讲述人:云南省勐腊县勐仑镇曼喃醒村党支部书记岩糯

  40多年前,我现在所在的村子是人人害怕的麻风寨。大摩雅李桓英奶奶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我的父亲刀建新曾担任过勐腊县县委副书记。就在他满怀热情努力工作时,却被诊断患了麻风病。为了不传染他人,他忍痛放弃了工作岗位,搬进了麻风寨。1979年的一天,大摩雅走进了我们家黑暗的茅草屋,她看见在屋里发呆的父亲,主动伸出手,一下子就握住了父亲的手,还给了他一个结实的拥抱。这可是他得病后,第一个和我父亲握手拥抱的人!

  1983年春节前,李桓英带着免费的新药来了,还在村里住下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从世卫组织拿来的药。药效怎么样,当时大家心里都没底。有位老人,开始说什么也不肯吃药,大摩雅就亲自上门送药,苦口婆心地劝。她还亲自给病人打针、喂药,帮助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料理生活,有些人卧床不起,大便干燥,她就亲自给病人挖大便。病人感动地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大夫,比我爹娘还亲”。

  没想到,有些人吃了药后,脸上开始发红、发紫,村民们吓坏了,有的病人就拒绝服药,甚至把药扔进水里。她又开始挨家挨户做工作,拍着胸脯向所有村民保证:“只要坚持吃药,这些症状都会消失的,我每年都来,治不好我就再找新药!”最终,47例重病患者全部治愈,这也包括我的父亲。他含着眼泪,发自肺腑地说:“麻风病把我们变成鬼,是李教授又把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她到我们村,坐的是被掏空了树干的“小船”。有一次,小船在河里翻了,大家赶紧去救她。等把她救上岸后,她却哈哈大笑地说:“放心,我胖得像皮球,不会沉下去。”因为天气炎热和旅途劳累,一天下来,她实在太累了,就躺在了我们家竹楼的爬垫上休息。村里的妇女们看到了,赶紧过来为她“按摩”,有揉背的,有捶腿的,有捏胳膊的……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人们已分不清谁是医生,谁是病人,看上去就像一家人一样。

  1990年4月17日,是我们永远难忘的日子。勐腊县县长宣布,南醒“麻风寨”更名为“曼喃醒”,正式纳入行政自然村管理。一群身穿鲜艳傣家服装的妇女,向我们的恩人献上了亲手制作的傣家裙,戴上了鲜艳的花环,大摩雅和我们手拉手,像孩子一样忘情的跳起了傣家舞。

  后来,李桓英还来过很多次。最让我们感动的是,94岁高龄时,她还拄着拐杖来到我们村检查疾病防治。临走时,她拉着一位村民的手,略带伤感地说:“现在你们的病治好了,我的年纪也大了,可能以后不能常来了。”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村民们更是个个泪流满面,依依不舍地握着她的手,一直把她送到河对岸。

  如今,村里原来的草顶竹楼已经变成了宽敞明亮的傣家别墅;好多人家都买了小汽车,生活越来越好了;勐醒河上有了桥,再也不用担心翻船了。大摩雅李奶奶,我们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您放心吧。

  大家

  “我赶上了好的国家、好的时代,做了应该做的事”

  讲述人:北京友谊医院党委书记、理事长辛有清

  今年8月,“时代楷模”的奖章和证书颁发给李桓英时,她说,“没有百姓就没有我”“这些都是我服务过的人”。多么自然而深刻的话语!李桓英同志以她传奇般的百年奋斗经历,鲜明体现了心有大我、赤诚报国的爱国情怀,生命至上、护佑苍生的医者仁心,求真务实、勇于攀登的科学精神,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的党性修养。

  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让身居海外的李桓英深受触动。那时的她,拥有中、美两国两个知名学府的学习经历,还有世卫组织的工作经历,这在很多人看来是走上了人生的巅峰,但她却做出了大家意想不到的选择。她婉拒了世卫组织高薪续约,于1958年离开父母亲人,毅然回国工作,用所学报效祖国、医治患者。她就是这样,把一颗滚烫的心交给了祖国,把满腔纯朴的爱献给了人民,用一生的奋斗去实现报国爱国这个无悔的誓言。

  1978年,已经57岁的李桓英全身心投入到令人望而生畏的麻风的防治事业,她把医者的同情转化为对患者的关爱,从未因任何艰难险阻而动摇胆怯。年事已高的李桓英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7个地州、59个县,几乎每一个村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三级医疗网络逐步完备,麻风防治策略在全国迅速推广,在她的精心医治下,数以万计的麻风病人解除了疾患,回归了社会,也拥有了幸福的家庭。

  李桓英不仅是一位敬佑生命的医者,更是一位执着奋斗的科学大家。她用脚步丈量麻风村寨的每一寸土地,在临床研究、治疗方法和防治策略上都做出创造性成就,为病患带来希望和新生。李桓英用科学与无畏,执着与坚守,为我国乃至世界消灭麻风病做出了突出贡献。

  2016年,95岁高龄的李桓英同志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以党员身份继续为麻风事业奋斗终生。在她的心里,入党崇高而神圣,她说,“这回我该够格了吧。”这是一位科学家坚定的政治信仰,是对党的信念的执着追求!每当取得了成绩,她总是说:“传染病防治是一个高效医疗、有力政府和健康社会共同协力的事业,只有在今天的中国,我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我是赶上了好的国家、好的时代,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李桓英同志是最早和最年轻的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的中国科学家,也是在麻风病防治领域致力于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在她的争取下,世卫组织的药物和医疗物资为中国麻风病防治工作提供了积极支持,她又将中国防治麻风的成功方案贡献给世界,为实现“没有麻风的世界”做出了特殊贡献,这正是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的最好诠释。

  李桓英同志用一个世纪的人生实践,回答了报国爱国、科学为民、医者情怀和对党忠诚的人生之问。她的事迹感染激励着我们,也将转化为新一代友谊人和首都医务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前行的不竭精神动力。新征程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指明了方向,我们将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从党的英雄模范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坚守的力量和奋斗的力量,为建设健康中国、增进人民福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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